金钱关系 【英】尼尔·弗格森 中信出版社 2012年4月

　　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、牛津大学研究员尼尔·弗格森认为，在推动世界运转的诸多因素中，政治比经济起着更为关键的作用。弗格森的《金钱关系》一书重新审视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关系，在一定意义上颠覆了“经济决定论”。

　　基督教教义中，富裕是一种罪过，由此就有了富人进入天堂之不易，甚于一头骆驼穿过针眼的说法。陈规旧律并未阻遏人们赚钱的念头，欧洲冲破了中世纪铁幕，借助贸易与殖民建立起了相对其他大洲的霸权。

　　近代史上，新兴资产阶级积极推动了经济、社会乃至政治的剧烈转变，也积聚起巨额财富。这也再度成为社会矛盾的来源，教会和马克思主义者都在痛斥资本家赤裸裸的自我利益，以及残酷无情的金钱交易。

　　在种种不满背后，隐藏着经济决定政治、社会、文化，以及人的存在的观点。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，过去几十年内，分别由欧美历史学家写就的近现代世界史、欧洲史读本，其观点内核都是“经济决定论”。其后，笃信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的学者，尽管对历史作出了截然不同的解释，但遵循的逻辑仍是“经济决定论”，他们认为，经济增长促进民主化（经济危机则产生相反的结果）、经济成功保证竞选再次成功（拙劣的经济业绩则导致竞选失败）、经济增长是提升国际地位的关键。

　　英国最著名的历史学家、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、牛津大学研究员尼尔·弗格森通过其所著的多部史论作品，对史学界种种流行的决定论发起了挑战。在《文明》一书中，他挑战了经济学家们有关中国等东方世界，与欧美国家近代史上的衰落与兴起的传统解释，认为参与世界自由贸易体系、充沛的高素质海外移民、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，不足以决定国家竞争的成败。另一本《虚拟的历史》则更为犀利的指出，流行的“历史决定论”，不过是中世纪教会打出的“上帝决定论”的又一个翻版，也就是将含糊不清的“自然”和“理性”等词汇，取代了上帝的地位。

　　尼尔·弗格森的《金钱关系》一书则指向了“经济决定论”，重新审视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关系。这本书的核心结论是金钱并没有推动世界的运转，而是政治发挥了更为关键的作用。税收机构、中央银行、证券市场、股票交易所等现代经济生活体系，通常被经济学家、金融学者解释为某个经济体市场发育、经企业家或金融家发明创造而涌现出的创新成果，但尼尔·弗格森却通过梳理近代以来的世界史强调指出，政治事件，尤其是战争，才造就了上述机构体系。近代史上，开支、税收、信贷、债务等问题，都直接与当时的欧洲国家“征战国家”特征相关。

　　他借用行为经济学的观点指出，人的决策行为通常很难符合经济学定义的“经济人”原则；而作为政治性、社会性动物的人，还会以血缘、部落、信仰、国籍、阶级、党派、行业为划分标准，把自己纳入到某个群体中，决定自己的行动，这就让非经济动机很可能全面压倒经济考量——而这也不是经济学家们所称可以忽略不计的“外部冲击”。 大量的历史数据还表明，民主体制下的政策有时会损害经济的发展，而经济危机有时却能促进民主化发展，这无疑也从一个层面证伪了“历史决定论”。

　　《金钱关系》这本书重新阐释了欧洲国家的功能嬗变。他将中世纪末、近代时期的欧洲诸国称为“征战国家”，论述了战争而非经济发展的需要，是推动近代国家财政体制、税收体制发展的主要动力；还指出，军事开支的不断膨胀成为了财政革新的诱因，代议制民主体制在欧美国家普遍建立之后，有力提升了这些国家的征税能力。两次世界大战之后，“征战国家”转型为“福利国家”，客观上决定着欧美国家已经不能再削减税收或抛弃过往的财政体制。

　　在尼尔·弗格森看来，建设福利国家，政府选择兴建公共工程等干预型经济政策，甚至有意选择高通货膨胀政策……这些尽管不可避免会带来巨大的财政负担，许多政策或项目注定无法取得较佳的施行效果，但仍然不能不推行，就因为公共政策首先需服从于政治需要。比如，一战后意大利、法国和德国都发生了高通货膨胀，这虽然恶化了工人阶级在内民众的生活水平，但出现通胀的原因正是政府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，可以促进就业（有工作、高通胀总要比没工作、低通胀更好），由此防止工人阶级再度掀起革命热潮。又如，全民福利制度的设立，是为了消除阶级矛盾、减缓社会冲突等政治需要，尽管因此让欧美国家财政不堪重负，但民主体制下扭转上述制度，可能性几乎为零。同样，如果依据经济发展的需要，已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欧美日等国理应开放移民政策，吸收新兴国家移民（不限于少数技术移民），但这些国家却在政治压力下推出了史上最严厉的反移民立法。

　　如前述，“经济决定论”的几项主要观点中，包括对民主国家竞选政治的规律概括：经济成功保证竞选再次成功，拙劣的经济业绩则导致竞选失败。尼尔·弗格森援引大量实例指出，经济和支持率并不直接相关，更具体说，“经济指标”只是选民考量的一个指标，选民同样会考虑经济繁荣的原因（是执政党之功还是其他原因）、党派预期、阶级、惩罚讨厌的政治家等因素，还会受到竞选政治的严重干扰。书中还质疑了经济全球化推动民主全球化的主流观点，其理由在于，经济增长和政治民主彼此的依赖程度要小于它们对教育、法治、财政稳定等要素的依赖程度。